这几天,三鹿奶粉事件一直在发酵,不仅使中国消费者对国产奶粉丧失信心,而且也使外部世界再次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重大弊端。在三鹿事件曝光之初,人们还以为这只是一家企业、一种产品的问题。但随着奶粉检测工作在全国展开,当局已经查出几十家公司的数十种奶粉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三聚氰胺,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也叫人难以置信。 由此可以得出的印象是,在原奶中掺入有毒化学原料,绝对不是几个不法奶农的个人行为,而很有可能是整个奶粉行业生产程序的一部分。因此,若只是抓几个无足轻重的奶农当替死鬼,那不仅不能服众,而且还会让世人看到,在中国,不只是那些企业和商人在疯狂地欺世敛财,而且就连政府、司法机构和整个体制都在弄虚作假。 三鹿事件曝光次日,一位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朋友说,从电视上看到甘肃两名婴儿死于毒奶粉的新闻,她在刹那间便想到了自己幼小的孩子,为他能在新加坡安全和健康地成长,感到由衷的庆幸和欣慰。她这样问道:“同样是可爱的小宝宝,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 这个问题看似多么简单,但实际上却直透问题的核心。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论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高速度,中国可谓天下无敌;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生存环境、社会风气、政府信誉、企业责任、公民修养等等,同样向下滑行。 可以说,中国在以超高GDP宣告自己崛起的同时,却以超低的道德要求宣告了自己的沉沦。而相比之下,新加坡一直在两者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彼此相辅相成。因此,要问“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答案在比较中就显而易见。 笔者在新加坡生活十三年,直接和间接地观察过大批中国官员、学者、记者和商人前来考察和取经的过程,也接待过很多来来往往的私人朋友。大多数人都是慕名而来,对所见所闻都会发出一番感慨,甚至流露出真诚的羡慕之情。 但是,身份不同的人,观察新加坡的角度却很不相同。凡是家有幼儿的父亲或母亲,都会自然地从孩子的角度观察新加坡,羡慕这里安全的社会秩序和相对端正的社会风气,甚至还会即兴地产生移民新加坡的念头。但官员们明显不同。容笔者直言,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人员,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新闻媒体,基本上都带着急功近利的目标和心态而来。他们最关心的领域,大致上只是经济、外资、城建。当然,瞭解一下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也经常是考察的范围,但大多都是浅尝辄止。至于政府官员的工作作风,至于社会风气,特别是下一代的成长环境,他们能否安全、健康而又体面地生活,似乎都不是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这种情形其实也不难理解。一是因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等,都是容易看得见、容易照搬和模仿的领域;二是因为当前中国从上到下的核心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即便社会乱成一片,官商关系乌烟瘴气,群众抗争此起彼伏,道德操守目不忍睹,但只要把经济指标搞上去,那个政府就是好政府,那个官员就是好官员。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各级政府的所思所想,与人民的所愿所盼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问题就出在这里。心中不思考下一代,不把子孙后代的前途放在政策和行为的首位,任何政府官员、任何企业管理者、任何社会成员,就难有长远的目标和踏实的行为,政策会变得缺乏人性,手段会变得不顾后果。回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种种现象,类似三鹿奶粉这样的丑闻何止限于一时、一地。假若一个地方的官员只是把眼睛盯在财政和利润之上,他们就必然是目中无“人”。 以强烈的功利心态研究新加坡,得到的启发很有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诠释和理解;抱着“速成班”学员般的短视浅见,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照搬新加坡经验,也许碰巧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不能长久地维持。原因幷不高深,只是在于很多人没有真正地潜心研究,错把“器物”当成精髓。 新加坡经验的精髓是什么?作为一个在新中两地都有长期生活经验的观察者,我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责任说出两个十分简单的字,叫做“诚实”。或许有人对此持有异议,甚至还能举出若干相反的事例予以驳斥,但任何相反的事例都不足以推导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几十年来,新加坡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维持繁荣,就是因为它的社会诚信、政府诚信、法律诚信、企业诚信和公民诚信,都受到了内外资本、内外企业和内外消费者的信赖。假若不讲诚实,不讲信用,只是关心所谓的诀窍和手段,那就不可能有今日的新加坡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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