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8月，举世瞩目的十年大庆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天安门前突降晴天霹雳，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下同）西周青铜器“史孔和”一夜蒸发。故宫珍宝馆，乾隆皇帝御用金册也被盗。两案报告迅速摆到周总理案头。由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牵头组成专案组，限期侦破。故宫金册盗窃案迅速告破。史案则黄鹤杳然，不能排除敌特背景。

　　那时候，我是个刚刚走进博物馆的高中毕业生。

　　1959年8月，新建成的国家博物馆依靠党中央，火速从全国无偿调集数万件国宝重器。因为陈列方案涉及五千年历史诸多重大问题，陈列方案必须报请中央政治局甚至征得毛主席同意（如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采用郭沫若论点，是经毛主席首肯）。加之时间有限，方案仓促出台，反复修改，文物来回码放，折腾得脚丫子朝天。

　　博物馆可谓铜墙铁壁：本馆人员贴身守护；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层层密布，出入几次检查证件。馆领导决定：8月18日前陈列柜暂不上锁。案情就在此刻发生。

　　17日临下班前，我把包括21号展柜（陈列着史孔和等共17件青铜器）在内的本段展柜文物数了一遍。第二天早上，史孔和蒸发了！作案现场已被破坏。昨晚馆内工作人员杨文和、赵桐臻前后夜值班。一根绳拴仨蚂蚱，谁也跑不了。当晚，对我的问讯凌晨三点结束。专案组宣布：史案是监守自盗，内部作案。

　　“史案”牵动国魂。周总理对国家博物馆情有独钟，1958年，他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一批大收藏家给博物馆送来了稀世珍藏。周总理对陈列内容慎之又慎，要求对涉及几十年来重大原则问题和重要人物，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陈列中牵涉到边界历史沿革等诸多敏感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周总理在极度繁忙中，竟抽出三天时间，亲自坐镇审查。

　　史孔和到底是什么宝贝？从铭文、成色、品相上断定，这是3000年前西周时期青铜器。因铸有“史孔作和，子子孙孙永宝用”这一西周特有标志性铭文而身价陡增。它很可能是西周法定量器―――合。考古学家郭沫若、夏鼐等都称它可与著名的商鞅量、秦权秦量、汉尺等量器相媲美，是中国计量史、农业史上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

　　公安人员天天加班加点，讯问、外出调查，熬夜成了家常便饭。事后，领导告诉大家，公安部曾计划淘干金水河，估计罪犯无处隐藏赃物，极度恐惧，有可能扔进金水河，后因耗资不菲动静太大没有实施。公安部发往全国两大麻袋史孔和照片140斤！一斤照片是多少张？难怪我当兵后一提及史案，保卫干事马上就拿出资料，上面印着“公安部通报：A级特急绝密要案”。

　　经过数月奋战，赵桐臻疑点逐渐扩大。他自视清高，心胸狭小，报复心强，害怕下放农村劳动。

　　突出的毛病是好占小便宜，近来神情压抑，举止反常。1960年4月6日，“引蛇出洞”方案实施。博物馆安排干部下放顺义县板桥公社桑园大队劳动。队伍中竟然闹起了鬼―――毛巾肥皂之类的玩意儿转眼间就没了踪影。那时候，这些按票供应的东西连连丢失着实恼人。

　　1961年2月13日，农历腊月廿八，下放干部要回家过年。有人发现赵桐臻正鬼鬼祟祟把秫秸垛里的赃物往怀里揣，便冲出去大喝一声。赵桐臻脸都吓绿了，吱吱唔唔嘱咐千万别声张。两人扭搡起来。别人闻声赶来，只经过简单问讯，赵桐臻便低头认罪了。下放干部炸了窝，批斗会上宣布，大家抓紧回城，赵桐臻要作深刻检查，听候处理。

　　大年三十，赵桐臻给行政处长和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韩炳文去了电话。赵问：史孔和找着了么？韩答：还没有哇，你知道线索吗？赵说：我要向领导汇报，争取立功。

　　大年初二，赵桐臻直进韩炳文办公室，“我要将功折罪，汇报史孔和隐藏地点：它就藏在‘大盂鼎’腿肚子里。”赵桐臻对偷摸行为作了几句检讨，便亮出底牌。“行啊，只要找到史孔和，一切好说……”韩炳文不慌不忙地说。陈列大厅，保卫科长戴着手套，在“大盂鼎”内掏出了令人牵魂动魄的“史孔和”。突然，闪光灯刷刷闪亮。有人大声一喝：“赵桐臻，你被逮捕了！”随后，锃亮钢铐咔嚓一声戴在了他的双腕，震惊全国的大盗窃案终于告破。

　　看到破案报告，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松了一口气。赵桐臻对盗窃罪行供认不讳：保卫科长张荣过去曾组织大家对他进行“帮助”，他想报复张荣。值班至后半夜，他下手，先放办公室专用柜内，因风声太紧，又转移到家中，后借职务之便放入大盂鼎内。

　　仅以盗窃国家一级文物罪行，法院判处赵桐臻无期徒刑！是不是判得有点重？

　　“不！我认为，赵桐臻是罪有应得！”在大会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斩钉截铁地说：“博物馆员工兼守自盗，是文博界的奇耻大辱。此案祸国殃民，党和国家领导人跟着着了多少急，操了多少心。我们一定要杀一儆百，我可以如实告诉大家，如果他有谋利企图，就一定要判处死刑，格杀勿论！”（沈寅标摘自《北京纪事》第8期作者丁大华，转载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