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5月18日载文《两次地震，两个中国》，摘要如下：

　　我第一次经历大地震时，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国家。我所说的不同有两种含义。

　　那是1976年夏季的一天，我刚满12岁。当时我正在位于中国的家中做作业，突然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摇晃。妈妈抓住我和妹妹，爸爸背起了70岁的小脚奶奶。

　　我们冲出家门，惊恐万分。和其他成百上千个家庭一起站在倾盆大雨中。我们在外面呆了一整夜。一年多后，我们才觉得回到屋里是安全的。

　　当时，中国处于毛泽东时代。我们对把我们从家中赶出来的颤动感到很害怕，因为唐山大地震把这个遥远的城市夷为了平地。唐山的遭遇使地震成为了我们最为恐惧的威胁，它甚至比苏联人和他们的原子弹还要可怕。 

　　政府在唐山地震后立即实行了新闻管制，这意味着许多中国民众在几天后才得知地震的消息。由于对西方心存猜忌等原因，中国拒绝了外国援助。

上周，在中国刚刚发生汶川大地震后，我在芝加哥舒适的家中一遍遍地给四川的亲人和朋友拨电话时，30多年前的回忆又涌向脑海。

　　上周，在中国全力应对最新发生的自然灾害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过去20多年来高度开放社会的高效运转。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展现出的与外界接触的新面孔。

　　中国国家通讯社派出了大批记者前往震中地区。死亡人数每天都在更新。

　　我的妹妹含泪称赞温家宝总理。他在地震后的几个小时就出现在灾区，指挥救灾工作。互联网上也有许多赞扬温总理的帖子。

　　中国政府欢迎外国援助和救援专家，与其过去根深蒂固的多疑以及怀疑所有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动机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决定显示出它对外界的信任，幷且为今后的人道主义和政治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事实上，1976年以来，中国民众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见多识广、掌握新技术，而且更具批判性。

　　虽然地震让我悲伤，但让我感到极大安慰的是，中国已不再是1976年的中国。